第三十章 写在前面的话◎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首先要就最近我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胡婷教授之间的小小误会做一个澄清。

胡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唐史专家，也是难得一见的有学术机构背景的“白衫郎案”

民间研究者。

在当今的“白衫郎案”

研究界（以下简称“白学”

界），如果要找一个最重量级的权威，我认为非胡教授莫属。

我在撰写《铁鹤书》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构思直接脱胎于她的研究成果。

她对于“白衫郎案”

的贡献，可以说在近现代无人能及。

她能够前来主持山西临汾县唐代大墓的发掘工作，那是所有“白学”

都乐观其成的事，笔者则更是举双手支持。

笔者于上月十二号更新的个人博客并没有贬损乃至奚落胡教授的意思，笔者只是认为，在当下一切线索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对于临汾大墓的一系列猜测都有些过于乐观了，其原因，我已经在《铁鹤书》第二章的开头详细分析过。

很多“白学”

研究者都很乐意把国内对于“白衫郎案”

的研究同西方的“开膛手学”

相提并论，当然，他们的初衷我可以理解，但是，和时下已经风靡全球，并有数十家专门研究机构的“开膛手学”

相比，“白学”

依旧只是一小部分人关上门探讨的话题。

这样的比较，终究是一厢情愿。

我个人比较赞同胡教授写于09年的论文《“白衫郎案”

再探》中的观点：荒佛的形象来自于早先隐遁于天竺暹罗一带的佛教旁支，大赟的形象则来自于更早的原始崇拜，蟾廷可能是糅杂了西域拜火教（也有可能是红衣教）以及湘西的尸降文化的混血信仰，至于流荼，其形象可能来自于藏地的原始萨满教（祆教），也有可能出自于珠崖郡（现海南岛）早期原住民的口头文学中，或者出自兴盛于公元前千年罗布泊一带的小河文化圈（见《中国论文期刊2009-11-10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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